编者按 上月起，我市开展为期9个月的全市整治道路交通秩序大会战，突出整治机动车乱停车、乱变道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，目前已取得良好效果，我市道路交通秩序井然。那么，交通法规是不是今人的发明呢？在没有机动车的古代，是否有专门针对交通的法规呢？其实，我国古代交通法规的完善程度，令很多今人感到意外。

　　交通法规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它能给市民的出行带来便利。其实在古代，尽管没有汽车、飞机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，但从唐朝开始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繁华的街道上行人与马车并存的情况开始逐渐增多，出于安全考虑，唐代皇帝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交通规则。唐朝的《仪制令》就是较早的关于交通方面的礼仪规范。它的主要内容用12个字就能概括：“贱避贵、少避长、轻避重、去避来”。在宋朝，《仪制令》被刻在石碑或木板上，立于大街要道，以提醒行人和车辆遵守规则。除此之外，在唐律及宋刑中，还有不少关于交通的规定，比如不准在闹市或人众处跑马，不准在道路上设置障碍等。如果违反了规定，同样会受到相应的处罚。同当前社会一样，《仪制令》不仅是当时的交通规则，也是解决交通冲突的依据。

　　靠右行：

　　唐朝初创的行进原则

　　如今开车上路，英国等部分国家靠左行驶，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则是靠右行驶。靠左还是靠右，与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有莫大关系。我国靠右行的规则最初由军队设立，古代战士都是用右肩扛着兵器，当两支队伍在行进中相遇时，为避免兵器相撞，都自动靠右行走，把左面让给迎面而来的军队。到了唐代，“右侧通行”有了明文规定。

　　为何“交规”会在唐代出现呢？这要从唐代的道路建设说起。唐代重视道路建设，唐太宗即位不久就颁下诏书，在全国范围内保持道路的畅通无阻，对道路的保养也有明文规定，不准任意破坏，不准侵占道路用地，不准乱伐行道树，并随时注意保养。唐朝重视驿站管理，传递信息迅速。紧急时，驿马每昼夜可行250公里以上。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，就是对唐朝利用驿马运送荔枝的描述。

　　唐朝的长安、成都、扬州、洛阳等城市人口众多，非常繁华，长安人口更是超过百万。因为交通发达，人口众多，城市里就会出现一些交通状况，唐太宗时的中书令马周提出了右侧通行的规定。马周之所以制定“右侧通行”规则，缘于守城士兵要在城门或街道关口上检查行人及过往车辆，而过往行人和车辆无左右之分，显得杂乱无章，检查起来很不便利。

　　除了陆路交通，唐代对水上行船也有规定。为防止船只碰撞，唐律中规定：“或沿泝相逢，或在洲屿险处，不相回避，覆溺者多，须准行船之法，各相回避，若湍碛之处，即泝上者避沿流之类，违者，各笞五十”。这里的行船之法，类似于现代社会的水上交通规则，“泝上者避沿流”，也就是上行回避下行的行船原则。如有违反，就要用竹板或荆条拷打脊背或臀腿50下。后来唐太宗听说脊背是人的经脉聚集处，因此改为打屁股。

　　《仪制令》：

　　兴起于唐，宋代刻在石碑上

　　我国的交通法规兴于唐，盛于宋。仪制是朝廷官府颁布的法规礼节，即社会奉行的礼仪制度。贞观十一年（637年），唐太宗颁发了《唐律·仪制令》，其中有一条内容是：“凡行路巷街，贱避贵，少避老，轻避重，去避来”。

　　不过在唐代，《仪制令》只是在文书中存在，到了宋代才被刻在木板上，竖立于大街要道，以规范行人与车辇。“仪制令”在宋代专指勒字刻碑立于道路旁的交通法规。宋朝是榜刻《仪制令》的推广时期，也是其盛行时期，原因是当时交通工具混杂，有车、船、轿子、牲口几大类。其中，南方坐船、坐轿者多，北方坐马车、骑牲口以及推车的多。车有太平车、囚车、陷车等之分；船的种类比较复杂，有官船、哨船、渔船、渡船、快船、战船等；轿子则有山轿、兜轿、凉轿、暖轿等之分；用于交通的牲口有马匹、驴、骡等种类，农村里娶媳妇就有骑马的、走亲戚骑驴的，比较杂乱。

　　《杨文公谈苑》记载：北宋太平兴国年间，大理正丞孔承恭上书皇帝，请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《仪制令》。太平兴国八年（983年），宋太宗下令京都开封及全国各州，必须在城内各交通要道口悬挂木牌，写上《仪制令》，以此作为交通规则，要求百姓执行。南宋后《仪制令》由各州扩大到各县，又由悬挂木牌逐渐发展到刻立石碑，永久示人。

　　古装剧里经常有官员“鸣锣开道”的场景。《仪制令》中的“贱避贵”意思就是平民百姓要给达官贵人让路。宋朝赵匡胤曾诏令详定内外群臣相见之仪，如“大小官员相遇于途，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，次尊者领马侧立，稍尊者分路行”。明朝也曾详细规定，街市军民、做买卖及乘坐驴马行路者，遇见公侯、一品至四品官员过往，要立即下马让道；官员相遇于途，官阶较低的官员要采用侧立、回避等方式让道。清朝规定，军民等在街市上遇见官员经过，必须立即躲避，不许冲突。

　　除了“贱避贵”之外，《仪制令》其他三条规定均有积极意义。“少避长”指年纪小的人为年纪大的人让路；“轻避重”指负担轻的人为负担重的人让路，“去避来”的来者为客人，去者指离开家庭或乡里未远行者，相对来者，去者仍是主人，主人应为客人让路。这些规定一方面反映出古人礼让的风貌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道路通行规则自古以来就要求尊敬老人、谦虚克己、为他人着想。

　　冲突：

　　依据《仪制令》定责

　　现代社会，发生交通事故后，经常出现双方均违反交通规章的情况，此时就要区分主次责任。在古代也不例外，在一些交通事故中，双方也会依据《仪制令》的不同规则为自己辩解。

　　南宋《吹剑录》中记载了一则关于交通事故的趣事。一位士人走路时被负重的贩夫撞破了衣袍，两人到临安府评理。府尹曰：“轻盍避重？”令士人拜之。士人曰：“贱合避贵，必欲偿背。”府尹曰：“背直几钱？”曰：“元制十千。”府尹曰：“我偿汝十千，汝还他八拜。”士人语塞。府尹断案，依据“轻避重”，判士人负主要责任，但士人却依据“贱避贵”，要求贩夫赔偿。府尹又巧妙提议由贩夫赔钱，但士人要还以八拜。在等级分明、讲究面子的社会，让士人八拜，他无疑宁可不要赔偿，也想息事宁人。

　　“飙车”：

　　闹市跑马要受重罚

　　飙车是现代特有的名词，由于速度太快，飙车具有很大的危险性。古代的“飙车”就是跑马。和现代一样，古代对“飙车”也有严厉的惩罚措施。唐代沿用了《晋律》中“禁马众中”的法律规定，禁止车、马在城内及人口稠密的闹市区内高速行驶，否则属违法行为，将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　　根据唐律，在闹市或人多之处跑车马，就要用竹板或荆条拷打脊背或臀腿50下，唐太宗后来改为打屁股。如果出现严重交通事故，造成人员伤亡，就要对照斗殴杀伤人的罪行减一等处理，即流放三千里，到“化外之地”去受苦。

　　当然，对于交通事故性质轻重的衡量，也是有量化处理的。 而因为以下缘故在人群中快速驾马的可以免于处理：公文传递、朝廷命令发布、有病求医，急于追人。如果因此造成人员伤亡的，交钱赎罪，即罚款。唐律严禁私人侵占街道，或将污秽之物排放在街道上，并禁止在街道两旁取土。此外，唐律还禁止在人烟稠密的道路上射箭、放弹以及扔瓦石，并禁止在行人通行的道路上设置障碍。如果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设置障碍，也要设置明显标识。如果设有标识，仍有杀伤，后果由行人自己承担。

　　宋朝的一件奏折专门提到京师开淘渠堑时，因无遮蔽物，可能对行人造成危险，建议水井无栏木、泥坑无物遮拦的，由“地主”设置保护栏，免伤民众性命。《宋刑统》中，也有“不得在街市走马”“不得在人众中走马”的规定。此外，《宋刑统》还规定：以船载客，需事先定价，不得超载，不得在中流索价；出航，要避风浪，船主对预知的可能风浪所引起的灾难，需承担法律责任。到了清朝，《大清律例》规定：因为天气关系骑马撞伤人的，赔偿医药费，还得把坐骑赔给伤者。如果把人撞死了，打一百大板，坐牢三年，另外赔偿死者家属丧葬费，其坐骑则被官府没收。

　　保辜：

　　保护受害者的专门条款

　　在交通事故中，撞了人、撞伤人和撞死人的后果是不一样的，肇事方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，在这一点中，现代社会与古代是一脉相承的。在现代，撞伤人要承担包括后期治疗在内的医疗费用，如果伤者不治身亡，肇事方应负相应的刑事责任。在古代，则有专门的保辜制度。

　　保辜制度最早出现于秦汉时期，唐朝沿用了前代的规定。在古代的科技条件下，对于内脏损伤、内出血等无法检验定性，所以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出发，古代刑法中设立了保辜制度。即凡是斗殴伤人案件，被告要在一定期限内对受害人的伤情变化负责，如果受害人在限期内因伤情恶化死亡，被告应按杀人罪论处；如果是在时限以外死亡的，就只是伤害罪，这种制度就称为保辜，所定保证期限称为辜限。西汉初年规定保辜的时限是20天，这是现存最早关于“保辜”的法律条文。清律中对保辜期限专门注释：“保，养也；辜，罪也。保辜谓殴伤人未至死，当官立限以保之，保人之伤，正所以保己之罪也。”

　　现存资料对古代如何审理交通事故案件记载较少，较为完整的一份卷宗，是1973年在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文书，其中有一件是唐代地方官府审理交通肇事案件的卷宗。根据卷宗记载，当事人康失芬在通往城内的道路上驾车快速行驶，致使车马不受控制，轧伤了在门前玩耍的两名儿童，致两名儿童身受重伤。官府在确认案件事实后，责令被告康失芬实行保辜。

　　在康失芬一案中，主审官决定先保辜50日，减一等处罚。康失芬为免于监禁之苦，同意实行保辜，并找人担保。担保人保证康失芬支付医药费，并且不随意离开居住地，如反悔或逃亡，担保人负连带责任。